作为晚清革命党阵营里一流的学问家，刘师培本可成为流芳百世的人物，遗憾的是最终他却因背叛革命为清廷效命而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。大错是如何铸成的呢？解开这个谜团，也许需要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实情境中，追寻促成这一事件的他个人及其环境的诸因素。
晚清是一个诞生有学问的革命家的时代。进入民国，革命家与学问家一身二任的时代特点就明显地淡化了。在革命党阵营里，第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，当数章太炎。第二位，恐怕就要说到刘师培了。
不过，师培虽与太炎并称“二叔”，但在许多方面，实在没办法与太炎比。单就革命的坚定性而言，太炎虽也有过放弃革命到印度去做和尚的想法，而且此事的许多隐情至今还是个谜，然而太炎毕竟贞操清明，彪炳史册，而刘师培，却以背叛革命、充当清廷走狗的不争事实为士林所不齿。
不争是不争，原因却未必清楚。讲到刘的背叛革命，就笔者所接触的资料看，大都语焉不详，不能使人餍足。读史至此，也就难免要问：刘师培作为一位连命都敢于豁出去的“激烈派第一人”，怎么说变就变了呢？
“变”当然是那个时代的最大特点，可刘未免也变得太快了——昨天夜里还是个好好的人，转天早上便成了鬼。这里的原因，到底何在呢？
刘之背叛，与对孙中山的不满有很大关系。
照我看，刘之背叛，与对孙中山的不满有很大关系。刘与孙没有任何私人交情，也从没有被孙真正信任过。这一点，甚至连太炎都不能免。而作为文人气甚重的章太炎和刘师培，都多少有一点瞧不起孙中山。当然，刘年轻，瞧不起的成分要更多些。所以，刘师培一踏上日本，便立刻参与了试图推倒孙中山的风波。
那是1907年2月13日，刚好大年初一，刘师培带着母亲、老婆，和苏曼殊一起，开始东渡扶桑。同行的，还有刘的姻弟汪公权，一个狭隘、自私、阴险的小人。
此时的日本，正可谓是革命党人的水泊梁山。刘师培上得山来，屁股还没坐暖，就赶上了日本政府劝逐孙中山的事件，自大膨胀而容易激动的心灵立即迸裂开来，立马便卷入了革命阵营的内讧，对孙中山大举围攻。
2月25日，日本外务省次官内田康哉举行宴会，为中山饯行。参加宴会的有黄兴、章太炎、胡汉民、汪精卫、宋教仁、张继、汪东等人，刚刚踏足于此的刘师培也在其中。可见，刘实已为革命党最上层领导圈子中的一员。此时，他年仅24岁。但是，他显然不是孙中山的嫡系。
此次中山离日，日本政府赠送五千元路费，日商铃木久五郎另捐送一万元。孙考虑到组织武装起义需要经费，就收下了。正由于这笔钱，导致了革命阵营的内乱和分裂。一部分人唱高调，拿钱等于受贿，会损害同盟会的威信。另一些人则认为，钱可以拿，但要公平分配。争来争去，终于演变成“倒孙风波”。
3月4日，孙中山带着汪精卫、胡汉民两大亲信离开日本。他这一走，革命党炸了营。此时，太炎主持《民报》，已穷得揭不开锅，因此提出，要将铃木所赠一万元留作报社经费。孙中山本来就对章太炎办《民报》的风格有意见，觉得老章不充分利用这个阵地宣传革命，却迂腐地大谈什么国粹，实在不合适。而且，南方再举起义更急需钱，因此只给拨了两千元。章太炎则认为孙中山不理解，更不支持他的工作，表白自己谈国学，无非是为革命实践奠定更深厚的理论根基。这种思想与风格上的分歧已经影响到两人的感情，偏偏孙中山又没把日本政府赠款的事通报章太炎等人，太炎感觉受了侮辱和愚弄，不禁怒气中烧，也就真的成了一个“疯子”。他三把两把扯下《民报》社中所悬中山像，写上“出卖《民报》之孙文，应即撕去”等语，寄到香港，对孙给予严厉抨击。他提议，罢免孙的总理职务，由黄兴接替。张继、谭人凤、田桐等人表示同意。
这时的刘师培，正处在与章太炎的热恋期，于是完全倒向章的一系。从思想感情到私人交往，他都不能不倒向章。而他与孙中山，则完全谈不上什么交往或感情：“盖孙文本不学之徒，贪淫性成，不知道德为何物。”此话虽出之于尔后，但情绪的潜伏却不可谓短暂。有了这种情绪，再加上他原本就过多的狂妄，复加之判断错误，所以推波助澜，火上加油。他找到当时代行总理职权的庶务总干事刘揆一，要求他召集会议，进行表决。刘揆一断然拒绝，这就更惹恼了老章和小刘，心说你刘揆一何功何能，算个什么东西！居然铁牛当官拿起架子来了！于是一场激烈的争吵在《民报》社内展开，张继盛怒之下，竟与刘揆一揪打起来。最终，刘师培的目的没有达到，但同盟会领导阶层却因此发生了很难平复的裂痕，孙中山与章太炎两位革命党的泰山北斗，一时间也竟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。尔后的两三年里，又发生一连串不幸事件，以至孙中山等骂章太炎是“丧心病狂”的“陋儒”，章太炎等骂孙中山是“背本忘初”的“小人”，差不多爷爷奶奶都带上了，而刘师培呢，当然也就由瞧不起而更种下了对孙中山的仇恨。
刘师培在东京搞社会主义讲习会，与孙中山奏起了不协调音。中山讲民族主义，要建立新国家，刘师培却宣扬超越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
仇恨的种子埋下了！接下去，刘师培在东京搞社会主义讲习会，与孙中山奏起了不协调音。中山讲民族主义，要建立新国家，刘师培却说：“有志之士渐知民族主义，然仅辨种族之异同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，即使光复之说果可实行，亦恐以暴易暴，不知其非。”我们大可以说，仅就思想的路向而言，刘师培此时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也好，无政府主义也罢，确乎超越民族主义，值得肯定，同时又多有与三民主义重叠之处，如民权、民生二端，故景梅九《罪案》说，社会主义“就是三民主义里边的民生主义，与同盟会不相违背。”而且，就民生问题论，刘师培当时的关注程度与研究深度在革命者中当首屈一指。但是，从政治层面看，恐怕就不这么简单了。这种思想如果不与正确的政治路向配合，便很容易走偏。而刘师培后来恰恰在政治上翻了船，于是，回过头来再去观察他的不协调音，便不再仅仅是什么思想问题，而是立马显露出其政治上的危害来了：“中国革命党所持之旨，不外民族主义，故舍排满而外，别无革命。师培自斯以后，凡遇撰述及讲演之事，均设词反对民族主义，援引故实，以折其非。盖事实均由学理而生，若人人知民族主义不合于学理，则排满之事实，自消弥于无形。此即古人正本清源之说也。”请看，这是多么可怕的自白。
这时，我们真想说，刘师培的高奏不协调音原来就是想存心破坏革命。不过，谁也不是天生的叛徒。师培后来对端方的自白，固属出卖灵魂，可也未尝没有事后追封、邀功讨好的意思。因此，我们还不能说刘师培杂交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，原是预设好来破坏革命的。但是，不论对错，他在思想上、行动上都开始了与孙中山的不和与背离，却是没有疑问的了。
导致刘师培背叛革命的直接原因，是汪、何的先下水后鼓动。
背离不等于背叛，却是背叛的前奏。只要逢上机缘，背离往往会发展为背叛。不幸得很，机缘很快便降临到刘师培的身上来了。
“倒孙运动”运动后，章太炎处在极度的物质匮乏和精神烦恼中。这件事给他和刘师培所带来的精神伤害，向来都没有引起史学家们的足够重视。太炎后来所谓“见同盟会渐趋腐败，愤欲为僧”，师培所谓“东渡以后，察其隐情，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”，都反映了他们当时的愤懑心情。而革命阵营内部的不团结以至相互倾轧，更使他们觉得乌七八糟，心情抑郁。然而，最让他们不能容忍的，还是孙中山的不理解不支持乃至同室操戈。——当然，这仅仅是他们的一偏之见。
在失望与失落的心理背景下，清廷派来的特务可没闲着，而是在东京展开了激烈的策反活动。综合陶成章、宋教仁以及冯自由的记载，1907年，清廷派程某来东京向革命党求和，愿出一万元，求革命党不要搞暗杀。可这程氏实际上是打入敌人内部的革命者，所以，总庶务刘揆一便和他商量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，不如“以术取”之。但程的身份刘师培并不知道。在他看来，程既为清廷所派，当然是朝廷的人。所以，他找了两个日本人，与程商量，希望用这笔钱来买他们所憎恶的孙中山的人头。程氏听此，深感诧异，立即偷告刘揆一、宋教仁、吴昆、何天炯。刘师培阴谋未得逞，不禁对程恨恨不已。为泄愤，他指使日本人把程诱拐到僻隐之所，狠狠地把程打了一顿。只因为程氏大声喊叫，警察闻声赶到，才未被打死，但脑被击伤，时常疼痛，记忆力锐减。
端方此时也在运用金钱，在东京收买侦探，离间革命党。而汪公权、何震，也就于此时被收买，成了侦探。这两个人又回过头来“日夜怂恿光汉入官场”。刘师培在“外恨党人，内惧艳妻”的心理作用下，于是“渐动其心”，也被拉下了水。
这样说来，导致刘师培背叛革命的直接原因，是汪、何的先下水后鼓动。而汪、何背叛革命的原因，据说是由于对物质享受的追求。有人这样写道：“何震在东京颇有艳名，与其所谓姻弟汪公权有暧昧关系。一个人讨了漂亮老婆，算不得一件好事。漂亮人总不免有些嗜好，第一好修饰，第二好交际，这两种嗜好都需要有较多的金钱供其挥霍。由于丈夫不能满足其欲望，便容易受到外间的诱惑。何震首先变节，被两江总督端方收买，随后刘师培也上了这条黑船，居间穿针引线的就是汪公权。”
那么，汪、何二人是否真有暧昧关系呢？据当时身在东京的汪东回忆：刘终日埋头著作，又有肺病，何震则既好名又多欲。她一面利用刘能写文章，替她出名办刊物，一面又对刘不满足，行为放荡。汪公权趁此勾引，便与何发生了关系。周作人也说：由于苏曼殊住在刘家，已有佚事传出，龚未生、钱玄同、刘叔雅都讲过。
看来，汪、何有染，确属空穴来风，不为无根。但相染的具体程度，却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权威记载。不过，仅凭着一些隐隐绰绰的模糊影象，许多人便早已相信，实际上是何震害了丈夫。可怜何震一位狂热的女权主义者，终于败倒在“女人祸水论”的传统势力之下。如蔡元培即说：“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，劫持君为端方用。”徐自华说：“陈其美过余，谓何震实媒孽之焉。”
师培归来，端方曾大排筵宴，欢迎其改变信仰。从此，他便踏上了一条为人所不齿的不归路。
至于投敌的具体实施过程与途径，却又有其机缘和条件。据刘师培的外甥梅鹤孙说，端方为两江总督时，李瑞清做两江师范学堂监督，聘请历史教授，有人建议延聘刘师培，但李瑞清以刘为革命党，不敢做主。恰好陈庆年给端方做首席幕僚，李便商之于陈，陈听了非常赞成，第二天便与端谈到仪征刘氏三世传经的家学渊源，说刘师培“虽为革命党人，近年已不谈种族革命。他若能来，实为上选。”端方于是命江宁藩司樊云门具函礼聘，由李、陈电约返国。刘师培接电后尚在犹豫，而何震久厌居东，听小人之言，并符合她的名利思想，以为能与官场联系，自然另有出路，遂极力怂恿要挟。刘师培不能坚定立场，权其得失，于是贸然返国。
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，提供了最足珍视的历史线索，与尹炎武《刘师培外传》的相关记述正好相互印证。
两江师范学堂为1903年张之洞奏建。端方于1906年任两江总督，对这所学校非常重视。学校中原有许多日本教师，为培养中国教员，端方又选送21位老师到日本留学。所以，学校本来就与日本有瓜葛。缪荃孙、陈三立以及陈庆年的学生柳诒徵，也曾在此任教。这样，李瑞清通过端方的幕僚陈庆年向端方推荐刘师培，端方权衡利弊，命江宁布政使、诗人樊增祥（云门）具函礼聘，由李、陈电约刘师培返国，确属可能之事。联系刘师培此时在东京的状态，加之何震、汪公权的怂恿，所以回国任职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果然，时过不久，便在两江师范的教师名单中看到了“历史教员刘师培”的记载。
刘师培1907年12月到上海，遇到诗人柳亚子。转眼便到了1908年初。1月5日，柳亚子与陈去病、高天梅、沈道非设宴为刘洗尘。席上，陈去病提议组织文社。这就是南社的最初动议。12日，陈去病再邀刘师培夫妇与高旭、柳亚子等11人在国华楼小酌。参加者除原有五人外，增加了杨笃生，还有邓实、黄节、朱少屏、张聘斋以及何震等六人。席上大家相约结社，即名南社。宴会后，还合照了一张相片，高旭、柳亚子并即席赋诗。可叹的是，柳亚子诗中赞美师培夫妇为“慷慨苏菲亚，艰难布鲁东；佳人真绝世，余子亦英雄。”却浑然不知，此时的小两口儿已经投靠清廷，并给端方写了一封极其卑劣的自白书。
据说，师培归来，端方曾大排筵宴，欢迎其改变信仰。僚属士绅，相关名流约一百余人，纷纷向刘师培敬酒庆贺。刘师培有些陶醉了。当然，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。从此，他便踏上了一条为人所不齿的不归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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